“很多人讲中国人太爱储蓄，是消费率过低的原因，这个观点是错的。”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。
11月6日，以洞察消费新趋势 激发消费新潜能”为主题的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消费分论坛上，刘元春在主题演讲中表示，大家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老百姓储蓄太高了，事实上政府的储蓄以及类政府的国有企业、大型公司的储蓄更高。投资型政府、投资型国有企业才是强制性储蓄和投资的核心。
而过度偏重投资，又导致政府在转移支付、社保支出不充分、不平衡，导致消费抑制现象较为严重。
因此，刘元春提出，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，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改变其内生性的投资转化体系。
消费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重要引擎，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扩大内需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。
对于当前广泛讨论的促进消费问题，刘元春认为，实际上大家短期关注的是消费不足和消费恢复乏力，中期则是消费率过低，也就是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，消费在整个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动能中占比过低的问题。
但是，很多人把消费不足和消费率过低这两个概念混淆了，从而对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出现了一些思路性的混乱，认为要抄作业，尤其是抄美国作业，通过大水漫灌和天上掉馅饼解决现在消费低迷的问题。
刘元春表示，消费不足导致总需求短期不足，能够最终靠逆周期调整，积极的财政政策、扩张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对冲。但是，由结构性、体制性问题带来的消费率过低，是更深层次的问题。用短期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不仅不足以处理问题，反而可能会带来更严峻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过度刺激短期消费有可能导致跨期紊乱、通货膨胀。
“按照抄作业的方式，也许我们未来的通货膨胀可能就是两位数，不仅治疗不了消费率过低的问题，反而引来更大的问题。”刘元春说。
刘元春表示，中国居民消费增速2000-2019年平均为8.24%，而美国是2.36%，欧元区是1.09%。且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，每年的消费提升都是世界上最快的。“如果说消费不行，不能这样讲。”
但是，从反映消费不足的第一指标——被动存货投资和价格水平来看，目前存货占资本形成的比重在下降，同时CPI、PPI也在下降。“这个双降要格外的重视，也就是说，不仅是需求端在收缩，供给端也在收缩。这同时反映的一个情况是，短期疲软可能引发了一些中期结构性问题，也就是潜在上涨的速度可能也在同步下降，这是最近要关注的。”刘元春说。
另一个反映供需状况的重要指标——工业产能利用率也显示，疫情冲击下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现象明显。
“今年的产能过剩是我们面临的老的新问题，产能过剩虽然好像是老问题，但新问题是，第一，房地产产能过剩又出来了；第二，钢铁、水泥的产能过剩也出来了；第三，新兴起的产业的产能过剩飙升得更厉害。”刘元春说。
因此，刘元春表示，中国消费不足并没有科学的参照系，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，形成出口-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，目前接近2位数的消费增长是适宜的。但是，近期消费修复存在很大的差距，存货上扬和物价下跌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凸显，所以消费不足和消费恢复乏力的短期问题值得关注。
但同时，刘元春表示，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消费不足，总需求与总供给复苏的不平衡，同时也表现为消费率过低。
刘元春说，中国最终消费率（最终消费/GDP）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。目前中国最终消费率是56%，而一般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是80%，印度和泰国是66%、67%，甚至越南已达到了74%。
不过，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出口-投资驱动型色彩在淡化，消费对GDP的贡献提升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今年前三季度，消费支出对经济稳步的增长贡献率为83.2%，拉动GDP增长4.4个百分点。
但刘元春认为，这主要因为是我国出口下滑和投资低迷导致，并不足以改变消费率过低的判断。
进一步分析我国的消费率，刘元春说，与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政府消费占比较高，但居民消费占比较低。2019年，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8.8%，远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（63%）、波兰（53.6%）、西班牙（51%）、泰国（48.5%）。
因此，刘元春说，目前我国的消费率过低，实际是一个“双低”格局：一是总消费占GDP比重过低，二是家庭消费、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过低。
他认为，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。而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，居民消费支出比例也持续下降。
在国民初次分配收入中，我国居民部门占比为60.6%，较世界中等水准低5.5个百分点；企业部门占比为24.7%，较世界中等水准高5.6个百分点；政府部门占比为14.7%，较世界中等水准高0.1个百分点。
同时，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与调整，对消费带来了很剧烈的影响。
“目前房地产的调整到底对下一步消费有咋样的影响，这是要积极研究的，但是能肯定的是，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一定会挤占消费基金，一定会导致更加差异化的财富基尼系数，因此导致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滑。”刘元春说。
不过，刘元春也强调，收入分配不公和财富存量分化对中国消费率过低有一定的影响，但不是唯一核心的因素。
在他看来，中国消费率过低的表象原因主要在于工资性收入过低、居民所得过低，而实质性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赶超型经济体所决定的强制性储蓄过高。
这其中，投资型政府、投资型国有企业成了强制储蓄和投资核心。而过度偏重投资，又导致政府在转移支付、社保支出不充分、不平衡，导致消费抑制现象较为严重。
数据显示，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.443，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，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0.29。从下降幅度来看，欧盟国家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系数平均值下降了40%，但中国仅下降了12.3%。
而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，他认为，不在于短期消费政策，也不在于马上降低基尼系数，而在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改变。
“政府、国有企业的强制投资决定了储蓄率过低，因此对于政府功能、行为的改革，是调整的一个重点，同时也要进行国有企业分类性的改革。”刘元春说。
具体来说就是，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，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、通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。而国有企业一定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，防止过度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。
对于目前既有短期消费不足、消费恢复乏力，又有消费率过低的状况，刘元春表示，中国目前需要组合式扩消费的政策，既要应对短期问题，也要应对中期问题；要在结构性、体制性问题上着力。
“需要用相关的组合模式、新的鸡尾酒疗法，而不是一项政策打天下，一招鲜的时代已逝去。”刘元春说。
刘元春给出的组合式扩消费政策，包括：关注短期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；消费修复重点是收入、资产及其信心的修复；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要兼顾，不同阶段以不同主体为主；耐用品消费的促进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进一步修正的地方；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非常重要，社会安全网是核心；稳消费-稳就业-稳产业-稳主体在国内十分重要；逆周期政策必须快速推进，结构性政策和体制性改革也要重点推出。
刘元春表示，消费率、投资率的转变，需要依靠净出口率的变化。“宏观动态平衡依然是判断最优消费率的可信性依据，而不是拍脑袋就能够出来的。”对于目前的投资过剩，刘元春表示，这依赖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，依赖于深层次的改革，同时也依赖于在扩内需中弥补外需下滑的空档。